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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 青年习仲勋

时间:2021-07-29 07:42:00
百度 然而,“伯父坚持不允许我们沾边,坚持我们和老百姓的生活保持一致,他从不允许我们去看那些内部电影。

  在陕西,不论是大学校园里的教授,还是在习仲勋故居参观的游人,说起习仲勋,都会尊称一声“习老”。这个称呼背后,是人们对习仲勋深厚的感情。

  “今年5月24日是习老逝世15周年的日子。回看习老的一生,他生于陕西、长在西北,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调往北京工作。可以说,他的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西北度过的。在这里,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养成了淳朴善良、嫉恶如仇的性格;也是在这里,他感受到五四运动前后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走上革命道路,奋斗了一生。”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西安邮电大学教授袁武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成长:在厚重历史与大革命风云中

  黄土地的滋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区的人民出版社决定联合出版一套丛书,名为《中国的大西北》。工作人员找到了习仲勋,请他为丛书写前言,习仲勋欣然提笔:“我出生在陕西,曾长期生活、工作和战斗在西北地区,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特别是哺育我成长的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怀有无限的深情。”

  袁武振用“强悍质朴,崇侠尚义”来形容陕西的民风传统,在他看来,习仲勋身上的这些特点非常明显。

  2021-07-29,习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的一户农家。早年,习仲勋的大伯习老虎从军,给家里留下些许银两,加上习仲勋的爷爷习永盛、父亲习宗德的勤劳经营,习家得以维持生计。“习宗德是一个典型的陕西农民,吃苦耐劳,为人宽厚,性格刚直。”袁武振说。

  习仲勋的胞妹习冬英几十年后回忆父亲时说:“我伯(陕西关中地区对父亲或父亲兄长的称谓)没上过学,终生为农,在人家水烟铺子做过工。但他经历较广,知书达理。他期望子女们以农为本,织耕传家,做勤劳正直的人。”在父亲的影响下,习仲勋五六岁时就下地,做些简单农活,从小吃苦耐劳不在话下。

  启蒙时期,习仲勋受到陕西丰富的民间文化滋养。俗话说,八百里秦川埋皇上,这里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当地的历史传说,经由长辈之口说出,成了善恶分明的传奇,深深吸引了年少的习仲勋。他常常挤在大人中间,听黄巢、苗训、岳飞等人的故事,小小年纪就对侠肝义胆、精忠报国的英雄人物充满敬意。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习仲勋一生。

  1949年2月,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的习仲勋

  “陕西传统中另一个特点是重视文化,不论家境如何,人们大都如此。”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姚文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习宗德也不例外,仅从给孩子们取名这件事,就能看出他对文化的重视。

  他曾专门找到学校的先生,从《三字经》中为长子习仲勋取小名“相近”。习仲勋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父亲给我取的相近小名,冠以习姓时,就成了习相近,恰好与《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词义相反。结果上学时,不少同学都说我怎么叫了这么个名字……也许父亲当时还有其他更深的寓意。”

  提起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习仲勋曾说:“我的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农民,他总是对我们说,‘长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经商。当官的欺压老百姓;一些商人难免唯利是图,多重钱财。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用自己的本事传书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种庄稼,做个本分的农民’。”

  父亲崇文重教,习仲勋9岁时被送到离家两里地的都村小学读书。“老实本分的习宗德大概想不到,原本是让儿子去学校学文化,将来教书育人,却在客观上把习仲勋送上了革命的道路。”袁武振说。

  不满13岁就加入共青团

  对于习仲勋走上革命之路,姚文琦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首先,习仲勋从小就爱听英雄故事,崇敬英雄人物,很早就有远大的抱负,想做一番大事业;同时,这样一个少年在当时中国和陕西风云激荡的社会形势下,走上革命之路也是一种必然。”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处在新旧势力激烈的交锋、碰撞中。“和很多人印象中的保守、封闭不同,在近现代史上,地处西北的陕西一直在革命中走得很靠前。而且,恰恰是厚重的历史传统带来了这些。”姚文琦说,“因为重视文化教育,大批三秦子弟被送到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新式学堂读书,还有不少人前往海外留学,很早就接触到了新思想;因为传统的乡土观念浓厚,这些在外求学的子弟很注重把新思想传回家乡。在这个过程中,陕西出现了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等一批早期就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进步人士。他们反抗暴政,深受群众敬仰,在民间影响很大,其中胡景翼还是富平人。”

  1922年春天,习仲勋入学时,于右任、胡景翼领导的陕西靖国军正活动在富平所在的渭北地区,与盘踞西安的军阀陈树藩对峙。因此,渭北地区当时民主进步思想,包括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空间比较宽松。“五四运动期间,陕西籍学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之风也吹到了陕西。富平籍的邹均还被选为全陕学生联合会副评议长,1922年在北京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利用暑假在家乡开展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活动。”袁武振说。

  就在这种背景下,习仲勋开始了学校生活。他天资聪颖而且求知欲强,学习成绩很好。他的同学田绍西曾回忆:“老师每天布置一大堆背书任务,我们一听就头脑发涨,许多学生因为背不过书而挨板子。但仲勋好像不很费力气就熟背如流,考试老是第一。”不仅如此,习仲勋生性活泼,机敏灵活,在课外的“打仗”游戏中,被伙伴们称为“习司令”。

  “习仲勋的活泼不仅表现在少年的嬉戏中,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参加了具有政治性的活动。”袁武振说道,“1925年春,孙中山和胡景翼相继去世,他和老师、同学一起参加了两人的追悼会,对民主革命思想有了最初的直观认识。”

  1926年,习仲勋进入立诚公学高小部,继续学业。立诚公学是胡景翼生前在靖国军阵亡将士子女学校基础上创办的一所完全小学,聘用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任教,其中校长严木三是一名共青团员。在学校,严木三将自己收藏的《中国青年》半月刊送给学生,还引导他们阅读其他进步书籍。同时,他遵照团组织的指示,在学校成立了团小组。当年5月,刚入学不久、还不满13岁的习仲勋加入了共青团,从此走上了70多年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道路。

  在看守所正式入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13岁还是一个天真懵懂的年纪。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不满13岁的习仲勋已经做出了第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这在如今是难以想象的。”袁武振说。

  习仲勋加入共青团之后,严木三已经成了共青团富平特支书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更为频繁。他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背下来,在课堂内外讲给学生听。1926年,在渭南县渭阳中学担任训育主任的共产党员方仲如带领几名学生到立诚公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动员学生参加实际革命斗争。那段日子令习仲勋印象深刻:“在立诚时,严木三先生曾经是我的级任老师,他小心谨慎,在教学中宣传进步思想,引导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方仲如来立诚作报告时神采飞扬,很有鼓动性和感召力,他的讲话使人一下子开阔了眼界,深受师生的欢迎。”

  在得知学校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后,习仲勋心向往之。1926年夏天,他参加了清算当地一个恶霸保正(保正即一保之长,当时为了加强民间管理,若干户编为一保,设保长管理)张积德的斗争。他和同学高呼“把张积德抓起来”的口号,砸碎了张家大门上“名重梓里”的金字匾,迫使当局关押了张积德,清算出400大洋的赃款。这是习仲勋第一次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

  几个月后,由于政治形势趋紧,也因为严木三已经受聘担任富平县立第一高小的校长,习仲勋决定转入县立第一高小读书。在那里,严木三继续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任教,习仲勋除了刻苦读书之外,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实践。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这种巨大的转折使得习仲勋一度困惑不解。在多番求教于老师,并和同学交流后,他渐渐明白,革命寄希望于国民党和军阀是靠不住的,只有在共产党的旗帜下,革命才能成功。“在第一高小,习仲勋表现突出,组织开始考虑他的入党问题。不过,由于他还不到14岁,入党没有获得通过。但是我们能看出,习仲勋在实践中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了。”袁武振说。

  1928年初,高小修业期满的习仲勋考入位于三原县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诞生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中,严木三也毕业于此,习仲勋选择这里,就是选择了对理想的追求。此时,陕西地区的大革命已经失败,政治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但习仲勋还是一入学就立刻投入了新的革命活动中。“我们开展校内的学生运动和校外的革命活动,对外主要是每天晚上外出散发标语传单,采取各种方式对工农兵学商进行宣传,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习仲勋几十年后回忆说。

  第三师范的学生运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28年春天,习仲勋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被关押在三原县看守所期间,由于表现坚定,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员。袁武振说,当时入党不意味着荣誉和权力,而是代表了一个人为理想奋斗到底的决心,习仲勋就是如此。

  随后,习仲勋等人被押解到省城西安的军事裁判处关押。由于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的宽容态度,1928年8月,在被关押5个月后,习仲勋终于获释。出狱那天,习仲勋的叔父专门从富平赶到西安,接侄子回家。此时的习仲勋还想不到,他的人生之路很快就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变。

  革命:纵横西北,相忍为党

  17岁泪别故乡,19岁领导两当起义

  如今,在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的习仲勋故居附近,有一尊塑像:年轻的习仲勋背着行囊,背对故居,迈步向前,仿佛正准备离开故乡,走向外面的广阔世界。“如果以此来理解这尊塑像的含义,习仲勋的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袁武振说。

  父亲习宗德看见习仲勋从狱中归来,得知儿子是为了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他没有责怪习仲勋。父亲的宽容令习仲勋终生难忘:“他不但没有怪怨我,还对我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广大穷人办事就好了。一个农民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很不简单了。”

  1929年,陕西关中地区发生了大灾荒,被称为“民国十八年年馑”。习家本就是辛苦维持着生计,加上灾荒,日子过得更艰难。在此前后,习仲勋的父母相继去世。家中连遭横祸,习仲勋又联系不上党组织,十分苦闷。他在抑郁中想起了上学时爱读的小说《少年漂泊者》。书中主人公历尽艰辛,最终走向革命的故事,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

  恰在此时,相邻的三原县传来了党的消息,习仲勋精神一振,很快联系上了党组织。经过几番心理斗争,也因为病倒的叔父身体见好,习仲勋终于决定,离开家庭,干革命去。临走时,他不忘叮嘱两个年龄稍大的妹妹:“我们没有了父母,你们要相互照顾,还要管好弟妹,不能让叔父作难。” 1930年春节期间,年仅17岁的习仲勋泪别故乡,投身到了更广阔的革命事业中。

  离家之前,习仲勋已经得到党组织的指示,派他到陕西长武县,在一支国民党杂牌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到了1930年,中共已确定了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具体到陕西,刘志丹提出了红白灰‘三色建军’路线。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所谓‘灰色’就是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

  袁武振说,“当时我们的力量弱小,红色路线不好走,几次大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了,灰色路线毕竟难成主流,因此白色路线就成了突破口。习仲勋这次的任务,就是走白色的建军路线。”

  习仲勋到部队后就团结、争取士兵,他所在的一营很快发展了二三十名党员,并建立了营党委,习仲勋任书记。1932年4月,一营要开往甘肃换防,党组织认为时机已到,便在队伍行进到甘肃两当时发动起义,准备将起义部队拉回陕西,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合。但是由于寡不敌众,起义最终失败。“两当起义是习仲勋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不仅是他第一次领导军事斗争,也是我们党在甘肃境内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武装斗争。”袁武振说。

  主持“西北的遵义会议”

  两当起义时,习仲勋还不满19岁,起义的失败让他着实苦闷了一段时间。加上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最终病倒了。就在习仲勋发动两当起义前夕,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病榻上的习仲勋听到这个消息,很快向党组织表示,希望尽快到陕甘游击队工作。

  习仲勋几经辗转,找到了陕甘游击队,并且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刘志丹、谢子长。看到比自己年长十几岁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很激动,但是想到起义的失败,又一时语塞。刘志丹看出了习仲勋的复杂心情,拉着他的手说:“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得多。”

  几十年后,习仲勋回忆了那次见面:“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说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志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仅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虽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不久,国民党调集部队,向陕甘游击队逼近,刘志丹、谢子长随即指挥部队转移,准备向北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临行前,谢子长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留下来做农村工作。然而,大部队出发后不久,留在习仲勋身边的部队中就发生了中队长陈克敏叛变的事情,给部队带来严重损失。不得已,习仲勋带着剩余部队,辗转渭北地区。

  正当习仲勋在渭北浴血奋战时,百里之外,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地区建立起根据地。为了加强领导,中共陕西省委选派了一批干部到照金工作,习仲勋便是其中之一。

20世纪30年代初,从事兵运工作期间的习仲勋

  1933年3月,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团特委书记等职,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当时“左”的思想在党内蔓延,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强烈反对,命令部队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结果几乎全军覆没。7月,杜衡被捕后很快叛变,陕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陕甘边根据地几乎陷入绝境。

  此时,有3支部队在国民党的进攻下转移到照金地区,壮大了根据地的力量,但这也带来了问题:下一步怎么走,谁来统一指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21-07-29,陕甘边区特委在陕西耀县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由习仲勋主持。

  就在会议前一天,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找到习仲勋,表达了希望各支部队分散活动的意见,问习仲勋是否支持。习仲勋内心并不同意,但为了会议能顺利召开,他说:“情况我不晓得,究竟怎样决定,开会再商量。”会上,大家果然就各部队统一指挥还是分散活动发生了激烈争论。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习仲勋很好地把握着会议节奏,并表态赞同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几支部队要统一行动。

  “习仲勋成功主持陈家坡会议,对于西北的革命意义重大。当时敌强我弱,如果按有些人的意见分散活动,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如果那样,西北的革命前景就很危险。可以说,陈家坡会议就是西北的遵义会议。”袁武振评价道。“习仲勋出生在陕西,从事过学运、农运、兵运等各项工作,对于当地的实际情况非常了解。这是他年纪轻轻就能在复杂的局面下,做出正确判断的原因。也只有脚踏实地的人才能看到更远的未来。”姚文琦说。

  “娃娃主席”树立廉政风气

  陈家坡会议前后,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民团多次进犯照金,都被击退。蒋介石闻讯非常恼怒,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继续“围剿”苏区,还给出了最后期限。

  在敌人重兵压境的阴云下,1933年中秋节,习仲勋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在“左”倾压力下率兵南下、陷入困境的刘志丹,历尽艰辛后终于回到了根据地。习仲勋来到寨子外迎接刘志丹,看到他虽然消瘦但依然精神抖擞,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刘志丹对习仲勋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听习仲勋讲完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下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排除了错误的主张,回到正确的路线上了。”然而他们这次团聚时间很短,几天后,刘志丹就带领部队踏上了新的征程。

  刘志丹离开不久,国民党部队包围了照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习仲勋当即建议“部队全部撤退,来个空城计,我们不能死守根据地”。特委采纳了习仲勋的建议,要他在附近农村隐蔽下来,见机开展工作。那段时间,习仲勋病了,一位姓王的农民大娘悉心照顾了他。“她半夜里把我从山林中叫回来,在她家里给我吃米饭,做猪耳朵肉,有时还把白糖也给我送来。”几十年后,习仲勋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动依旧。

1948年5月,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讲话

  就在习仲勋患病的日子里,以甘肃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1934年初,习仲勋来到了南梁。“这片根据地是在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殊为不易。习仲勋深知这一点,一到南梁就投入了工作。”袁武振说道。

  他挨家挨户给老百姓讲怎么打土豪,如何分田地,怎么保护自己的土地。当时的老赤卫队员蒋成英说:“这个地方的大多数人都是陕北逃难下来的穷难户,习仲勋和群众的关系是,走到谁家,都是大人娃娃往跟前撵。”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2021-07-29,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举行,习仲勋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由于他年仅21岁,被边区百姓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

  虽然当了主席,习仲勋对百姓的态度依然谦和。当时,百姓有了困难第一反应就是找“娃娃主席”,而且不管是谁、因为多小的事来,习仲勋马上就见。在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习仲勋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边区的措施。上到土地政策,下到边区集市,他事必躬亲。

  更为难得的是,习仲勋当时就注意到树立廉洁政治风气的重要性。他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制,从吃饭穿衣到办公用品,全部统一筹办,每个人按最低标准发放。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一条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执行枪毙。对于领导干部,边区政府要求更为严格,一旦犯了错误都要处分,作为边区领导人之一的高岗当时违反过纪律,就曾被撤职处分。

  为了推动廉洁风气的形成,习仲勋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还曾认真制定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白菜,每天捻毛线1小时,一年内衣服被褥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烧炉子不烧炕,提前停火半个月,锻炼身体争取不用公家医药费……在南梁的那段日子里,刘志丹多次夸赞习仲勋:“你做得好啊。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给他写下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举行。休会期间,毛泽东回到窑洞,准备给获奖干部题词,周恩来、任弼时站在一旁观看。毛泽东先写下“有创造精神”,打算送给王震,接着又给华池县县长李培福写了“面向群众”。突然,毛泽东停笔问道:“给习仲勋写个什么好呢?”眼看一时没人说话,毛泽东沉思片刻,挥笔写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仲勋后来说,这幅字是“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姚文琦认为,这也是毛泽东对习仲勋多年来,相忍为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肯定。

  习仲勋出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后,1935年7月,蒋介石调集15万大军再次进犯西北革命根据地。此时,根据地的“左”倾错误已经相当严重。对此,习仲勋一直是抵制态度,曾经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提出纠正土地分配中“左”的倾向。然而,“左”倾错误的势头越来越强,到了9月很多人因为错误的“肃反”被捕了,习仲勋很忧心。不久,他身边的一些人,包括警卫员也被关押。有人对习仲勋说,你暂时离开一下,避避风头。习仲勋听罢就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

  没过多久,习仲勋被诬以“骂群众是土匪”“不搞土地革命”等罪名,被关押在瓦窑堡。在那里,“左”倾主义者要习仲勋“自首”,习仲勋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紧。”

  就在习仲勋和刘志丹等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深陷囹圄,有生命危险之际,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抵达甘南。毛泽东从一张国民党地方报纸上看到蒋介石派兵“围剿陕北共匪”的消息,得知当地仍有红军和根据地,当即决定前往陕北。

  2021-07-29,中央红军到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毛泽东派人打听根据地领导人的下落。听说他们在“肃反”中被抓,关押在瓦窑堡时,中央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接着,中央派出调查组,查明真相,很快给习仲勋等人平反。

  1947年,习仲勋(左三)与彭德怀等在青化砭指挥作战

  解除关押后,习仲勋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一次会议上,他见到了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无暇交谈,但习仲勋对当时的情形印象很深。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完全合乎实际,令他迷雾顿散,周恩来两眼炯炯,“好像可以洞察一切”。

  1936年初,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前往靠近西安的关中特区任苏维埃副主席。“细细品味这个决定,就能发现习仲勋是真的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本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现在却要去一个重要但并不稳定的苏区做副主席,换作他人难免会有意见。但习仲勋欣然前往,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工作。西征期间,他为了工作需要还短暂出任过环县县委书记,这个职位更低,但他毫无怨言。”姚文琦评价道。

  就在赴关中任职途中,习仲勋遇到了准备率部东征山西的刘志丹。两位一起战斗,又一起经历磨难的战友话别时,刘志丹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这番话是刘志丹的想法,同样也是习仲勋的想法。“这两个人的思想境界,用‘相忍为党’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只不过,习仲勋没想到刘志丹会牺牲在东征战场上,这一别竟成了永别。”袁武振说。

  一切为了胜利,党叫干啥就干啥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上卷)》第十六章,以“一切为了胜利”为题,讲述了习仲勋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工作。“这个题目也可以说是习仲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高度概括和真实写照。”袁武振说。

  1936年9月,结束了西征任务的习仲勋又回到关中特区,任特委书记。短短3个月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原本习仲勋这次赴关中,中央希望他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身为关中特委书记的习仲勋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他对同志说:“我们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得不正确,一方面是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对统战对象仍怀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联合。”习仲勋调整了工作方向,将“苏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争取民团”“加强对友区的群众工作”等作为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很重视关中特区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民的工作。他主张民族平等,尊重回民的民族、宗教习惯,争取回民支持抗日。“看到这里你不难理解,习仲勋为什么能在解放后主政西北时,对民族宗教问题拿捏得非常好,还和十世班禅成了忘年交。处理民族问题时相互尊重,平等以待,他早有经验。”袁武振说道。

  习仲勋(右三)与关中特区部分领导干部的合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一致对外。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部队常向八路军挑衅。关中特区地处陕甘宁边区最南端,这个现象更为突出,习仲勋曾以“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容当时的情况。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不时进攻,习仲勋领导关中军民进行了长期的反摩擦斗争,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基本胜利了,边区更加扩大了”。

  1942年7月,习仲勋调任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第二年初又担任绥德地委书记。“绥德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人口和面积占整个边区近1/3,地位非常重要。习仲勋在关中6年的出色工作,说明他足以担此大任,而这时他也才30岁。”袁武振说。在绥德,他响应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提出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为52万群众服务”,是习仲勋在绥德工作期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很快发动了内战。回顾习仲勋在解放战争中的工作,还是那句话,一切为了胜利,党叫干啥就干啥。”姚文琦说道。从在战场上和彭德怀一起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到后来与贺龙一起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做后方工作,习仲勋一直是那个任劳任怨的年轻人。他在青年时期如此,在此后一生的跌宕起伏中也是如此。只要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他从无怨言。

  爱情:在革命中一步步靠近

  因为一条标语记住一个名字

  习仲勋曾说,自己是一个“好丈夫”。他与夫人齐心相识于乱世,相伴相依近一个甲子。支撑他们携手走过风雨历程的,是相互的理解关爱,更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处世准则。而这些基础,正是两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1943年2月中旬,陕西绥德迎来了不满30岁的习仲勋。他是从延安来主持工作的。当时地委机关驻在县城西门一座明清时代的道观——九贞观里。九贞观分前后院,习仲勋住进了后院一孔朝南的窑洞。当地同志很欢迎他,在九贞观大院的墙上贴了标语——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

  一个多月后,一个年轻姑娘来地委转党组织关系,一抬眼看见墙上还未褪色的标语,便记住了习仲勋这个名字。年轻姑娘就是齐心,彼时不过19岁出头。她是作为延安大学中学部的骨干力量之一,被中共中央西北局抽调到绥德师范开展工作的。

  1947年,习仲勋和齐心在延安

  别看她年纪不大,革命经历却很丰富。七七事变爆发时,齐心刚刚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正在高兴之时,却听到卢沟桥的隆隆炮声。她亲眼见到北平市民在街口堆满沙袋,准备巷战的义举,以及日军坦克在街头开过,日本兵趾高气扬骑马而过的场景,便立志抗日救国。15岁时,齐心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了一名八路军女战士,还参加了反日寇“大扫荡”战斗,虽然不到入党年龄,但她表现优秀,被特批入党。后来,她又历经40多天艰苦行军,通过敌人封锁,前往延安学习、工作,再由延安来到绥德。

  在绥德,齐心和习仲勋很快见面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锄奸运动,而绥师接连发生贴匿名恐吓信、教员被石头打伤的案件。地委便以绥师为重点,开展防奸整风审干运动,习仲勋也去学校做动员报告,讲解党的方针政策。一次他做报告,正是齐心做记录,两人坐得很近。齐心举止文雅,记得很认真,字也很好,都被习仲勋看在眼里。这也是齐心第一次见到习仲勋。但在她心里,这一次只是“远远见到”。

  让齐心至今难忘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那一年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齐心从集体宿舍出来,经过教室时,突然看到习仲勋迎面而来。习仲勋刚和绥师党总支委员杨滨谈完话,正从山坡上往下走。“突然见到习书记,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齐心如此回忆,“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婚前让她写自传

  齐心和习仲勋的相互了解是在工作中加深的。那时,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绥师正常的整风审干也因而偏离了方向,逼供信、“假坦白”的阴云笼罩着学校。为了查案,甚至搞起了不让数百名十几岁学生回家的“抢救运动”,一时间人人自危,家长的意见也很大。这些情况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他去绥师的大会上做指导,而齐心工作干练,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两人的接触自然多起来。

  有一次,习仲勋把齐心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一进他的窑洞,齐心就看到墙上挂着毛主席亲笔写给习仲勋的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齐心汇报了绥师的混乱局面,习仲勋提醒他们,应该对“抢救运动”中的偏差进行抵制,要有清醒的认识,否则照这样下去,连学生代表自己也会被怀疑。习仲勋还引导他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

  这次谈话给齐心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话虽然不多,就那么几句,但非常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击中要害。这次谈话对我简直是一服清醒剂。而且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对他简洁的语言魅力和他的群众作风有了好感,非常敬服。”齐心后来回忆道。

  习仲勋那时说过的话,齐心至今铭记在心。她说:“习仲勋常讲,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习仲勋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下,保护了大批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整风班,复查平反了‘假坦白’的人,只短期外挂了一位干部,不久也被党中央平反。我亲身参加过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听了习仲勋给西北局发电报要求制止逼供信错误等建议的传达,更令我对他崇敬不已。”

  齐心还曾回忆,绥德分区是1940年才成立的,因为长期受国民党军阀统治,留下不少反共遗毒。抗战初期,绥师又受到党内机会主义的干扰,学生对国共两党认识不清。经过整风审干运动,学校的风气才为之一变,成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干部的学校。齐心说:“有过这段经历的绥师同学,都会自然地回忆起整风前后绥师发生的根本变化,以及习仲勋和绥德地委采取有力措施纠正偏差,领导运动健康发展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齐心一步步走近习仲勋,了解习仲勋。

  两人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多了,不见面时,习仲勋常给齐心写信。他们之间的爱情,就凝结在了一封封鸿雁传书中。

  “第一次收到他的信,很突然。他向我介绍了他的情况。”齐心回忆,“在以后接连的信中,他谈当前的工作,运动中的一些部署,今后的学习打算等等,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感到很荣幸,但也隐隐约约感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志关系。”

  于是齐心给习仲勋回了一封信,问他,你为什么老给我写信?没想到习仲勋很直接,回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解决好”。齐心意识到“这是让我考虑我们的婚姻问题了”。

  习仲勋为了进一步了解齐心,还特地让她写了一份自传。那时的齐心用她姐姐的话说,就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所以自传写得非常简单。但习仲勋还是从中看到,齐心当年为了早日参加革命,曾两次从家里偷跑,而且两次都被父亲追了回去。习仲勋笑着对齐心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习仲勋还给齐心看了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写给他的介绍齐心的信。何长工说自己认识齐心的姐姐,还见过她的父亲,说她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这促使习仲勋下了决心,他的决心也使我打消了顾虑。”齐心说。

  聚少离多的另类浪漫

  不久之后,经过组织批准,习仲勋和齐心结婚了。

  婚礼的地点就是九贞观的后院。那天,窑洞里一片欢声笑语,前来祝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同事战友齐聚一堂,证婚人是何长工。大家围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绥德分区保安处干部、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的布鲁给两位新人拍了两张照片。大家送来的字画贴满了墙,还有的送来牙膏牙刷。“那时我们奇缺这种日用品。牙膏牙刷我就分了,因为我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了。有东西就大家分。”齐心回忆道。

  那一天是1944年的一个春日,距齐心在标语上第一次看到习仲勋的名字,刚好一年时间。

  婚后,习仲勋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齐心很理解。当“小家”与“大家”冲突时,“大家”优先是两人的共同选择。

  1944年,齐心从绥师毕业,之后5年基本都在绥德县和延安的农村做基层工作,而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的习仲勋常在延安。在这段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两人的感情只能通过书信维系。“虽说我们经常相距几百里之遥,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齐心后来回忆,“那时候习老支持我锻炼,支持我到基层去,说这是培养青年干部的必经之路。”

  在给齐心的信中,习仲勋写道:“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他还以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妻子重视实践和基层经验。“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的一个好友偶然看到这些内容,不禁感叹:“这哪里是夫妻通信?简直是革命的两地书呀!”

  1949年夏,习仲勋(前排右)与贺龙(前排中)等人在西安合影

  1947年春,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习仲勋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三战三捷。5月,习仲勋去安塞县参加西北野战军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让齐心见见丈夫,便派她随慰问团前往安塞。谁知一见面,习仲勋就当众批评了齐心:“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齐心明白,习仲勋不是不想见他,而是战争形势艰巨,不容他分心。祝捷大会结束后,她便回去工作了。“现在的年轻人或许觉得,两个人长期分居两地,不够浪漫。但是换个角度想一想,为了共同的事业和理想,相互支持,即便不能常相聚,又何妨两人的感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真正的浪漫。”袁武振说道。

  习仲勋和齐心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949年3月。因为是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生的,齐心的母亲便给孩子起名桥桥。当时习仲勋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非常高兴。回到延安,他把女儿抱在怀里看不够,望着女儿笑个不停。

  1950年,习仲勋、齐心和齐桥桥在西安

  在“小家”圆满的同时,“大家”也迎来辉煌。几个月后,共和国就将成立,一幅崭新的图景正在青年习仲勋面前展开。

  “习仲勋的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解放前、在大西北度过的。不论是早期在陕甘边区,还是后来的延安时期,习仲勋在党的干部里,都是个年轻人,却干出了一番实实在在的事业。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当时革命青年的优秀代表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青年领袖。”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姚文琦看来,青年习仲勋最值得当今青年学习的地方是:“第一,胸怀大志,但永远脚踏实地;第二,为了党的事业,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一个真正为理想而奋斗的人。”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李静涛、朱东君)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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